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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誤造誤傳“金庸先生逝世”的假新聞，讓方興未艾的微博很窘很尷尬。這條消息滋生于微博，瘋傳于微博，最后被證明是一則徹頭徹尾的假消息。

　　這不僅讓微博尷尬，讓那些在微博上轉發了這條假消息、為謠言的傳播推波助瀾的人也很尷尬，尤其是一些所謂名人和意見領袖，就更尷尬了——這些被網站加了V（身份認證）的名人名博，還有某“新聞周刊”的微博，未加核實的消息發布和毫無懷疑的轉發，讓假消息看起來更像真的。

　　那些加了V、經認證的名人還有一星半點兒反思精神的，當然這聲“對不起”說得很勉強、很不情愿。輕描淡寫地道歉后，話鋒一轉，輕易原諒了自己，很快就為自己找到了一個美妙的臺階，將話題轉向了“糾錯”：微博雖然傳了假新聞，但也展現了強大的自我糾錯能力。假消息并不可怕，只要信息足夠多元和透明，真相總會浮現，微博空間能自我實現糾錯。

　　這真是一個很妙的詭辯邏輯。微博上假消息泛濫，意見領袖們不反思造謠責任和防范造謠，反而如獲至寶地談起糾錯。這種“轉換話題”和“粉飾錯誤”的轉換邏輯，與這些人平常習慣批評的政府邏輯是一樣的：將壞事變好事，將喪事當喜事辦，缺乏基本的反思和問責，就輕飄飄地將包裹著人禍的災難說成“多難興邦”。回避了謠言之錯而抽象地大談“糾錯”，難道這是“多謠興微博”、“多謠啟民智”？某些評論家，批評起政府部門“將壞事變好事”起來亢奮無比，批評起公權“不注重減災防災，卻大談我們的災難救援能力如何如何”之類頭頭是道，可牽涉自己的面子利益時，一路狂奔地陷入了同樣的邏輯。

　　這個謠言不僅對當事人造成了傷害，傷害了微博公信力，還浪費了公共資源——造謠傳謠在先，糾錯在后，從批判的價值次序看，首要的問題應是反思如何防范謠言和避免信謠，尤其是在傳謠中扮演了不光彩角色的當事人。可避談防謠而大談糾錯，與他們平常所批評的“不談防災，卻炫耀救災能力”是同樣的邏輯謬誤，是以“糾錯”來遮羞。

　　正如有傳播學專家所言，“金庸逝世”的假新聞，并不是一個可以表現微博自我糾錯的典型案例。我也同意開放的微博空間具有糾錯功能，不過，這個事件并不具有代表性。金庸先生健在，你傳人家逝世了，這個謠是很好辟的，而且，金庸也與多數人的利益和公眾情緒無關，傳播這則謠言并不帶來什么期待和情緒，故很好澄清和糾錯。

　　可微博上的多數傳言和謠言很難糾錯，比如盛傳某個官員有多套別墅，盛傳某個警察有七八十個情人，傳說某個高官收了多少賄賂，某個名人有多少家產。這些當事人不太好站出來自證清白，一般人也無法了解實情，關鍵是在某種夾雜著官民對立、階層撕裂的情緒中，許多人本能地相信這些消息肯定是真的，他們帶著憤怒的情緒和刻板的偏見制造和轉發這些消息。誰敢弱弱地站出來問句“消息可有權威信源”，就會被憤怒的網眾貼上“五毛”的標簽。很多時候，圍觀并不能圍出真相，反而只能強化某種情緒。大家只會起哄般地說“罵得好”、“轉得好”，少有“謹慎求證”的理性之聲。

　　圍觀效應，既可能形成強大的輿論壓力，凝聚起足以與強大的公權力博弈的強大民意，也可能像勒龐筆下描述的“烏合之眾”那樣，盲信盲從，空有一腔廉價的道德義憤，被利用，被操縱。

　　微博是互聯網創新賦予中國民主政治的一件禮物，去年是微博元年，進入第二年的微博在中國日常政治生活中扮演著越來越重要的角色，它的圍觀效應和凝聚效應在宜黃強拆事件中達到頂點。可微博也暴露出了它致命的阿喀琉斯之踵，諸多假新聞都是始于微博并盛傳于微博，微博似乎已成為假新聞的最大滋生地。其一，140字的低信息容量很難全面客觀地傳遞信息，容易滋生假消息，這是物理基礎；其二，字數簡短，閱讀和傳播方便，加上多數是匿名，有些人為了吸引眼球就喜歡發布一些聳人聽聞和刺激的信息，這是造假的心理基礎；其三，微博傳播極易變成情緒傳染，這是社會基礎。

　　金庸逝世的假新聞很容易被糾錯，可微博中還有多少假消息在傳播，那些消息在以訛傳訛中都傳成真的了。糾錯，何其之難。即使是開放的空間，也不能想當然地迷信迷戀這種“自我糾錯”。

　　加了V、被身份認證的名人名博，本該在糾錯中承擔責任，可很多時候，他們不去對傳聞證實證偽，而是為了迎合某種情緒而不負責任地轉發。其實，對很多傳聞，這些名人名博所掌握的采訪資源和人脈網絡，是可以對信息進行判斷的，可他們沒有做這種簡單的工作。當假新聞被證實后，這些轉發者歡呼微博糾錯的勝利，可是，不是他糾錯的，他是一個假消息的轉發者，他本可以糾錯，可他把這種糾錯的榮耀推給了抽象的微博。大家都在情緒化地轉發，而把證實證偽的糾錯責任轉嫁給了別人，這正是微博謠言盛行的重要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