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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國經濟的病需要中醫的思維方式。西醫的療法是頭痛醫頭，腳痛醫腳，于是，美國人一看到中美之間的貿易失衡，就想到要人民幣升值。中醫一向講究全面系統地看問題，用經濟學的語言來說，實際上就是要有“一般均衡”的思維，這是現代經濟學最了不起的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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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國經濟的結構性問題——包括國內經濟和國際貿易的失衡——病根出在勞動力市場上，更為具體地來說，這個病根就是城鄉之間的勞動力市場分割以及對于農村勞動力進城的障礙。很多人以為，中國的勞動力流動已經非常自由。錯！如果是一個30多歲的外來勞動力，面臨著勞動力市場上不平等的待遇，社會保障（特別是養老和醫療）也不一樣，又不能享受在廉租房和經濟適用房方面的好處，那么，對于大量的外來勞動力來說，他最后的歸宿就還是回到老家。這樣，就不難理解為什么農民工拼命打工，將錢寄回農村老家造房子。這個制度上的“扭曲”所造成的后果，沒有什么好質疑的。經濟學家講究用事實和數據說話，如果不從制度的根本上去追究，你就無法理解為什么中國的城市常住人口比重（包括了沒城鎮戶籍常住人口）遠遠地落后于工業和服務業在GDP中的比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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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接下來，進入正題。我要揭示的是，恰恰是勞動力市場的這種扭曲，造成了一系列宏觀上的后果，包括貿易失衡。這個故事是這樣開始的：當政策限制了城市化的進程時，相對于勞動力自由流動的狀態，農村的勞動力供給就多了，給定農村的土地和資本，勞動力的邊際產出就被壓低了，而勞動力在農業（農村）的邊際產出就決定了農民工進城的保留工資；在城市的勞動力市場上，盡管外來勞動力受到制度的歧視，但他們仍然是在與城市勞動力相競爭，于是，農民工的低工資仍然制約了城市部門的工資增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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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工資（及其增長速度）在扭曲的制度下被壓低了，但工業部門的資本在持續地積累，這又產生了一系列的后果，從而可以解釋一系列的宏觀現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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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首先，在分配上，國民收入中的勞動收入份額持續下降，而資本所得所占的份額相應上升。如果農民工的保留工資成為決定城市部門工資的基礎變量，而勞動密集型產業占到整個經濟的足夠大的份額，勞動收入占比的下降就不難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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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二，工業部門和整個經濟的投資率始終很高。那當然，在上面說過的制度背景下，企業的錢沒有被充分地分配給勞動者，加上利潤的誘惑，企業會持續投資。在核算上，企業沒有消費，因此，企業的投資就是企業的儲蓄，于是，這就與另外一個宏觀上的事實相吻合了，在逐漸上升的國民儲蓄率中，企業儲蓄率持續上升是非常重要的解釋因素。而且，儲蓄和資本供給的相對充裕，還解釋了為什么利率可以長期維持在較低的水平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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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三，勞動生產率持續提高，而工資的上升相對比較慢。在工業部門，高投資加速了資本形成，而工業部門的勞動力吸納卻與城市化進程一同被抑制了。于是，資本－勞動比一定是不斷地提高，帶動勞動生產率（單位勞動力的產出）迅速上升，而相比之下，平均工資盡管也在上升，卻遠不如勞動生產率增長得快。不同的數據都顯示，勞動生產率快于工資的上升，兩者呈現出“剪刀差”的態勢，這也是近年來中國經濟非常重要的特征性事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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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四，中國的城鄉收入差距持續地擴大。城鎮部門的低技能勞動力與農民工替代性較強，所以，這類勞動力的工資水平也保持低增長的態勢。而城市高技能勞動者卻不與農民工形成競爭，他們當中或者是能夠分享資本收益，或者是憑其知識和技能獲得與其邊際勞動生產率相稱的較高回報。只要這部分高技能勞動者日益增長的收入被計入城鎮居民的收入，就將成為城鄉收入日益擴大的推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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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后，我們終于可以來解釋持續上升的出口和貿易盈余了。投資形成的是日益增長的供給能力，而工資則是形成居民消費力的主要變量。兩者的反差決定了供給能力（產能）增長快于消費，其差額部分當然就只能靠出口以及持續增長的投資來填平。我和我的合作者最近的一項研究顯示，因為城市非城鎮戶籍人口流動性強，較少消費耐用消費品，而且，他們當中的較低收入者因為醫療保障不足，會更多支出在醫療上，從而擠出其他消費。此外，外來人口也面臨更多的信貸約束，從而減少消費，最直接的體現就是較少買房，更多租房。城市里非城鎮戶籍人口的消費被制約，可以在很大程度解釋中國消費－GDP比重的持續下降。如果中國經濟內部的制度扭曲和結構性問題不從根本上做出調整，那么，靠調整美元－人民幣比價這樣的名義變量來試圖減少貿易失衡將是事倍功半。我想說，不要只把注意力放在名義匯率上，這是西醫的療法，只看到了大象的一條腿！中國經濟的病根是在城鄉分割的勞動力市場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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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筆者忍不住討論一下流行的“劉易斯拐點論”。我不否認近來出現的勞動力短缺和工資上漲像極了劉易斯二元經濟理論中的“拐點”，但“拐點”是否真的出現了，還是要看更多的事實。事實上，只要投資增長，而勞動力流動受阻，勞動力的相對短缺并不奇怪，工資的上漲更不難理解。如果再加上國家的惠農政策，提高了農村部門的邊際產出和農民工進城的“機會成本”，那么，工資的上漲就更正常了。進一步再考慮到新生代農民工維權意識的提高，以及他們所付出的生命代價，工資再不漲是不行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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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將勞動力市場的問題想通了，明白了中國經濟的結構性矛盾出在哪里，就知道根本的藥方應該是繼續減少勞動力流動的障礙，以戶籍和土地制度為突破口，持續（甚至是加快）地推進城市化。相比之下，維持現有的制度，試圖通過加大補貼和搞人為的產業搬遷來解決問題，都只會是事倍功半的下策。